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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以中文所写，自然是有原因的。

在上篇文章发表后，收到了很大反响，也从不同地方获知了不少人的评论。周五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天，而这篇文章就是对过去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的Review。

在大家开始评论前，请先留意到一点：你们谈论的新疆，是我的故乡。

是我多少年来思念的地方，是我爱之深、情之切的地方。

几年前，在我赴泰国旅游时，全家被泰国海关拦下，单独拉进小黑屋。其他所有入境的华人都没事，只有我们在小黑屋里待到了凌晨。细问之下是怎么回事 —— 原来是几个月前有维族恐怖主义分子在泰国炸毁了寺庙，使泰国政府震怒。而我们全家人的护照上又写着出生地是新疆，自然是被审查了许久。

久在内地居住或在内地出生的人，是不了解新疆的。

很多人不会想到在中国国境内，当你降落在机场，进入到城市里，要左顾右盼，再三确认安全后才能前行。

也不会想到在乌鲁木齐，因为两个人的争吵，引发了整个街区的恐慌，以为是几年前的恐怖袭击又来了，数千人仓皇逃命。

我的家人在新疆大学读书，恐怖袭击的那几年更是校园都不敢踏出一步。全疆断网两年，只能用传真交流，每一天都在担忧中度过。

这些，是在内地很难想象的。我可以在北京、上海自由的行走，不用担心人身安全。可在新疆，不一样的。

以此开篇，是想告诉大家，这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感同身受。

A 城。

街上来了几个B城的人，大肆的宣讲着B城的好，并且反复的攻击A城的一切。A城曾被B城统治过好些年，A城独立后，法规、制度、政策都与B城不一样。围观的民众本来就强压着怒气，保持着表面的和气，可那几个人越说越过分，越说越激动，竟手舞足蹈着：“A城的一切都是错误，看，我们B城才是最正确的思想，我们是有证据的。”民众再难忍受，愤怒到不能自已，将那那几人赶出城外。

此时A城的一位贵族关上窗户。“幼稚的民众啊，明明A城的一切就是比我们的好，他们说的都是对的而已。这些民众竟不知A城的人也有表达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么。”

一场两三个小时的meeting，几天的闹剧与鸡飞狗跳，说下来不过两点：言论自由和学术态度。

有朋友会说，他们也有表达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

诚然，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讨论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

假如Brandeis邀请了一位反穆斯林派人士来到学校做讲座，主题是：“穆斯林不应该带黑色头巾，这是对人权的蔑视”，在Brandeis的穆斯林同学会怎么想。

假如Brandeis邀请了一位反犹太人士来到学校做讲座，主题是：“以色列没有占据圣城的权利，圣城的人民是自由的”，作为一个犹太学校，Brandeis的犹太同学们又会怎么想。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言论自由需要建立在不伤害一个群体感情的基础上进行。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概念，在这里翻译成中文：

文化相对主义指的是一个文化的标准不应该引申为另一个文化的标准。

我在上篇文章已经论证的很清楚，这场会议自一开始就触犯了“文化相对主义”。假如我们要论证印巴冲突区应该属于巴基斯坦（仅举一个例子），你是应该以中国人的角度说还是应该以巴基斯坦人的角度说？自然，人家的冲突区和你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要进入到人家的文化中去讨论关于人家文化的时，自然你的观点要以一个“内部人”的想法出发。

有朋友说，他们对聊天禁言是因为有人骂了人，或如果打开着聊天meeting根本进行不下去。

首先，我从meeting还没有开始就进入了Zoom房间，而聊天功能从一开始就被禁言了。除非有人早就来过，并且出言不逊，又为什么要禁言聊天功能呢？其次，根据朋友们的言论自由理论，任何形式的言论都应该被允许，那么为什么要禁止聊天功能呢？不是所有形式的言论都被允许吗。那，最后在问答环节的禁言，似乎也并没有显示出多少言论自由。

说完言论自由，再来聊聊学术态度。

我们从小的教育就告诉我们，要质疑权威。可到了这儿，不少朋友就变成了听信权威了。

我们先得下个定义，究竟什么是学术态度？

我的想法是，学术态度主要有两点：严谨和自由。

严谨指的是你的work需要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包括不同的论点，对每一步都要细细推敲。

自由指的是要有一个自由的思考方式，不被偏见所束缚，而应该遵从事实、遵从客观。

先说说严谨。我在上篇文章论述的很清楚，所有的主讲人都选择性忽略了另一半的真相。他们挑出来的事实，都是从另一半里掰扯下来对他们的论点有利的细节。

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州前段时间通过了一个法案，是说8岁以内的性交不一定要算作强奸，由法官裁定。

如果我只读了这篇文章，是不是就会轻易做出结论：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支持恋童癖的州。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并非如此，加州可以说是美国最自由的州之一，不少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就是由加州的法官打回去的。

这里同理。

选择一半的事实，无论在演讲的时候再怎么表现出“认真、不被动摇”的品质，也是“不学术”的。就算你是哈佛、耶鲁毕业的人，不学术就是不学术。

其次是自由。不被偏见所束缚，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必备的品质。

如果这个演讲的重点真的是自由的话，那么标题会起做：“Cultural Genocide: An Overview…”吗？

假如我是主办人，而我想要办一个学术会议时，标题必然是持中立的、客观的、学术的。例如：“What happened in Xinjiang, China?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view of Uyghurs in Xinjiang, China.”

起煽动性、带有偏见性的标题，就足以证明此次演讲和学术态度搭不上太大的关系。

学术态度可以被用在证明量子纠缠可以应用到宏观物体上，但不可以被用到“文化大屠杀：新疆，中国”这样的事件上。

很多人责怪我太过激进，煽动大家的情绪，给华人群体抹黑。

甚至有人将放国歌的事情怪罪到我头上——我仔仔细细听了两个小时，就是为了在问答环节说上两句，我放国歌，我图啥？

首先，此次会议是在线上进行的，也是在Brandeis官网发布的。由CSSA发布过公众号推文后，所知的人就更多了（在Twitter上不少辱骂中国学生的人都是以CSSA的推文作为截图）。大家都关闭着摄像头，所有人的信息都是未知的。由此来看，你并不能怪罪哪一个群体做错了事。你可以公开表示谴责，谴责这种行为的发生，可别把这种由头扔到中国学生群体上。

学校的行为，无非就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平时学费收的欢，抹起黑来是不遗余力。很多朋友将脏水泼到我身上的做法，可就不知道让我说些什么了。

有人觉得我激进，怀疑我想利用新疆事件得到什么。

是的，我想借此事件得到的东西太多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说说，我究竟想借新疆事件得到什么。

昨天与另一位新疆朋友谈话，这位朋友在七五大屠杀事件发生时，人就在新疆。

2008年我8岁。

那时候自然是不怎么记事的，可七五事件发生后，爸妈不断地给新疆打电话，联络到处的亲朋好友，确认大家的安全，我还是记得的。

记得亲戚哭着跟爸妈说他的女儿在新疆大学都不敢踏出一步。

大家上公车的时候，听到暴乱，都是仓皇逃命。

军队进驻，乌鲁木齐每隔几米就是一位解放军。整个新疆断网两年，只为平息恐怖袭击。

后来回去新疆，大家也都是心有余悸地谈起那些事。至今回到乌鲁木齐，所有的大门都有防爆安检，所有的加油站都要检查身份证、登记。

不同于内陆城市那几年的空前繁荣，新疆是一片战场。

而如今的讲座，堂而皇之的写着“不是恐怖袭击”的时候，我只觉得头晕目眩。而如今的讲座，堂而皇之的无视汉族的牺牲，把“为维族人争取权利”写在最大的地方，我只觉得这世界的真理都统统不存在了。

我坐在椅子前，带着耳机，盯着Zoom，仿佛我的存在消失了一样。

这场讲座，无视了我的存在，无视了千千万万因新疆事受苦、受难的百姓的存在，却可以利用着西方的话语权肆意的播撒着对中国仇恨的种子。

与那位新疆朋友谈起，也只有叹息。那段血与火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恍若隔世。

我想用新疆事件得到什么呢。

我想让这些所谓的学者，知道我们这样的人的存在，知道还是有从新疆出来的人，为新疆发声的人，为真相发声的人。

我认为我是有责任的。

如果十年后，2010年后的新一代年轻人来到美国，还要如我一般听到这样的讲座，被讲座气的浑身发抖，看着仇恨中国的种子发芽的话，我认为我是有责任的。

如果到那时候，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我是有罪的。

是因为我，没有为他们争取到权利。是因为我，没有能力为他们争取到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是因为我这代人，在舆论战上，输了。

因此，不如就从现在开始，为新疆发声，制止这样的讲座再进行下去。

我曾经以我是新疆人为耻。

小学、初中、高中那几年，家里去东南亚旅游的次数很多，少不了的要经过泰国。

我非常喜欢泰国，喜欢那里的文化，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环境。

可每次入境泰国的时候，都要过一次小黑屋，只为了几年前的那恐怖袭击。

我以我是新疆人为耻。我常想，要是我出生在北京就不会经历这些了吧。

现在我以我是新疆人为荣。因为这样特殊的identity给了我发声的权利，带给了我和别人不一样的经历和观点。

人民，有愤怒的权利吗？

听闻不少人私下里批判我，将不少子虚乌有的事归咎于我，对我很不满。

又听闻“收集大家意见”的问卷深陷站队争议。

那么，我想问问大家，人民，有愤怒的权利吗？

很多人认为，和大家不一样的观点才是好的，提出特立独行的论点才是“象征你是中立的、中肯的”。

如果人民排山倒海般的反对，愤怒，就可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不理智、不对的吗？

这些观点是有它的情怀的。这是来自苍生的声音。

不要对人民的声音视而不见，打开窗，听听人民的声音吧。

On November 13th, Brandeis University held a panel regarding the Xinjiang issue, namely “Cultural Genocide: An Overview of Uyghurs in Xinjiang, China”. The panel invited many famous anti-China scholars, including Professor James Millward, who is famous for his comments on the “Uyghurs Crisis”, and Professor Gardner Bovingdon, who I believe has many intriguing thoughts on the Uyghurs of China.

Those panelists went across all over the U.S. to distribute their critiques of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als with the Uyghur-Han tension, from Georgetown to Stanford, and finally here, Brandeis.

To be honest, I felt nothing more than disappointed, after watching two hours of preposterous statements, logical fallacies, and eurocentrism. Throughout the panel, I didn’t learn anything new, I didn’t find anything that is worth one minute of discussion, and I was amused by their farcical show. …